財政學裡有一句近乎黑色幽默的觀察：沒有什麼東西，比一個臨時稅更持久。2022年能源與通膨危機後，歐洲若干國家對銀行加課，一般稱為「暴利稅」的負擔，正為這句話添上新註腳。但「暴利稅」只是政策上的統稱，不是單一的法律概念。各國用的工具不一樣：有的正式開徵一種新稅，有的在既有的公司所得稅之外加徵附加稅，有的按營業額課，也有的接近一種「指定用途、專款專用的特別公課」。真正值得觀察的，不是有沒有課，而是它們怎麼挑課稅基礎、用什麼法律形式、錢做什麼用、將來怎麼收場。

五個國家，五條不同的路

歐洲從「臨時」走向長期有幾種路徑，其中以西班牙最有代表性。西班牙原本針對銀行課的臨時性負擔，在2023、2024年繳納。這筆錢在法律上不算正式的「稅」，而是政府依法強制收取、性質特殊的一種給付。2024年底通過的新法（Ley 7/2024）不是把舊制原樣延長，而是另外開徵一種正式的稅，按金融機構在西班牙境內賺到的利息與手續費淨額計算，先扣掉1億歐元，再用1％到7％的累進稅率課徵。但它不是永久稅，只適用2024到2026年這3年。所以更準確的說法是，西班牙把原本臨時的負擔，改造成一套正式，卻仍有期限的稅制。

義大利則是把「現在少繳」換成「將來被綁住」。2023年的銀行特別稅稅率40％，但銀行可以不繳現金，改成在帳上提列一筆「不能發給股東」的準備金，金額要到應繳稅額的2.5倍，各大銀行幾乎全選了這條路。到了2026年度預算法又給一個以折價買斷的「解套」選項：對2025年底還留著的準備金繳27.5％即可解開，若是選擇在2026年「解套」則需繳33％。要是不解套，到2028年以後（多數銀行就是2029年起），只要把錢分給股東，法律上就當作它先動用了這筆準備金，當初免掉的稅得補繳，還要加計利息。

捷克、斯洛伐克、羅馬尼亞又各走一條路。捷克對銀行、能源的超額利潤在2023到2025年課60％的附加稅，但已在2025年底到期，沒有延長。這是「落日條款真正發生作用」的例子。斯洛伐克對銀行的特別稅費逐年遞減卻不歸零，換算年費率從2024年約30％一路降到2027年15％，2028年後仍留約4.36％。羅馬尼亞則另按營業額課稅，一般稅率在2025年中，從2％調高到4％，延到2026年底，只有極小的銀行維持2％。

並排來看，這5個國家走的路各不相同：捷克到期收場、西班牙有期限地稅制化、義大利留下長尾、斯洛伐克遞減後續存、羅馬尼亞則在財政整頓下加碼。所謂的「臨時」未必都會變永久，但確實讓第一次開徵的阻力小很多，也經常成為日後改制或延長的起點。

特別值得金融界留意的是，歐洲央行警告：別把銀行的「肌肉」課掉。歐洲央行在好幾份針對各國意見裡一再提出的監理疑慮。它關心的不是「銀行賺這麼多，該不該為此多課一筆」這種價值判斷，而是這樣課下去，會不會反過來傷害金融的穩定。問題出在「課稅的基礎」，如果對銀行的課稅不按銀行一整年真正的淨利潤核課，而是按利息、手續費或營業額核課，就可能沒把營運成本、呆帳損失和景氣起伏算進去。景氣越差，它反而咬得越緊。歐洲央行因此警告：這種稅會讓銀行更難靠留下的盈餘累積「緩衝資本」，景氣一下行，承受衝擊的能力就變弱，還可能縮手少放款。更精確地說，不是「緩衝被直接課走」，而是銀行「累積緩衝的能力」被削弱。

德國的反向案例：三個憲法問題

如果說多數國家在「加碼」，那麼德國無異提供了珍貴的反向案例。事實上，德國沒有對銀行課暴利稅。在德國引起爭議的，是能源與煉油業對「歐盟能源危機貢獻金」提出的爭議。德國科隆的財稅法院在2024年12月20日做出一個緊急處置，也就是在正式判決前，先決定這筆錢能不能馬上開徵。法院認為，這項貢獻金不管在歐盟法還是德國憲法上都有重大疑慮，於是在個案中裁定暫停該公司這筆貢獻金徵收的執行。

這場爭議背後延伸的3個問題，換成「對銀行課特別稅」，同樣值得深思。第一，政府憑什麼創造這個稅？德國有一條原則：政府不能因為缺錢就隨意發明新稅，能課哪些稅，憲法早就框定了。如果政府想收的不是「稅」，而是一種指定用途的特別公課，門檻更高。它得說得出，為什麼偏偏是這群人該付、錢是不是真的用回到他們身上，還得定期檢討要不要繼續收。第二，憑什麼只挑銀行？稅法有個「能力越強、繳得越多」的原則。銀行獲利增加，原本就會因應稅所得增加而繳納更多所得稅。真正的疑問是：賺得多，不代表就該被「額外」挑出來加課；因為它「錢賺得太容易」而課它，是道德評價，法律上站不住腳。更不能只因為國庫缺錢，就挑一個會賺錢的行業開刀。第三，能不能回頭對過去的利潤課稅？暴利稅常常是等利潤都賺到手，甚至那年度都結束了才立法。這要分兩種：一種是回頭去課「早就結算完、翻篇了的過去年度」，法律上幾乎不允許；另一種是課「還沒結束、正在進行中的年度」，容許度就會高一些，但同樣得顧及人民原本對法律的信賴，也要問手段會不會太過頭。

其實德國也有對銀行課特別負擔的例子。德國銀行本來就要繳一筆專門用來穩定金融、預防倒閉風險的分擔金。曾有銀行認為，這筆錢課得不合理，但法院認為，只要目的是防範金融危機、降低整個系統的風險，這樣課就站得住腳，屬於合憲。

回到台灣：稅捐，還是特別公課？

台灣雖然沒有一個叫「銀行暴利稅」的制度，卻早就有對金融業本業加重課稅的安排。依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》第11條，銀行、保險業做本業的營業額，課5％營業稅（再保費1％，其他特定金融業原則上2％）。這個5％不是一直都在：1999年為發展亞太金融中心，幫金融業改善體質而降到2％；2014年又以健全財政、參考國際作法、衡量業者經營狀況為由，調回5％，當年7月1日起實施。值得注意的有兩點。第一，調回5％後，規定只有本業「2％以內」那部分、加上其他特定金融業的稅款，才撥進金融業特別準備金去處理問題金融機構，至於多課的3個百分點，是進國庫的。第二，這個「撥進準備金」的安排已在2024年12月31日到期。雖然5％稅率還在，但從2025年起，已不再撥入金融業特別準備金，全數歸繳國庫。

更關鍵的是，這筆5％，其法律性質究竟為何。答案是，它是不折不扣的營業稅，一種正式的稅捐。它不只對金融業課，不同的地方在於，過去金融業有一部分被指定用途，就變成「指定用途的特別公課」。這個法律性質的區分，決定了將來真要課徵時，該拿哪一把憲法的尺去衡量。如果設計成一般的稅捐，錢進國庫統籌使用，量的就是這幾把尺：課稅要有法律依據、要符合平等、要按能力課徵。大法官釋字第565號說過，政府課稅或給減免都得有法律依據或明確授權，差別對待要有正當理由，才不算違反平等。反過來，如果設計成「只由特定金融機構出錢、錢專門拿去處理問題銀行或存款保險」這種封閉結構，才需要進一步問它算不算「特別公課」，並套用釋字第426號的標準：收費的目的、對象、用途都得用法律定清楚，授權要明確，收來的錢要好好管、只能用在講好的地方，不能挪用。

所以，在憲法評價上，先分清楚：它到底是稅捐，還是特別公課？如果是稅捐，就問：單挑銀行核課，有沒有充足的正當理由？如果是特別公課，就問：銀行業算不算是一個界線清楚，且對「要解決的那個風險」負有特別責任的群體？收來的錢有沒有真的專門用在相關地方？制度有沒有定期檢討和退場？在這些問題的答案還沒想清楚前，歐洲經驗給台灣最值得警醒的一記棒喝，或許不在於「如何開徵」，而在於：別讓一項打著「臨時」名號上路的制度，最後變成尾大不掉的永久負擔。